1938年2月27日—3月1日
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党的任务及军事问题。毛泽东发言着重讲了军事问题。他认为要充分认识战争的长期性，指出：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国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对中国也不能有更大的帮助，这些情况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战。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进一步阐述关于迅速展开兵力、建立多处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的基本设想，指出：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军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军。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至于创造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造出大兵团，晋察冀军区便是好例。他还指出：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要自力更生。毛泽东在发言中还强调要大大发展中共党员，只有大党才能选拔大批的干部，建议中央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决议。根据这一建议，中共中央于三月十五日作出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张闻天发言指出：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他们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要利用共产党与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张闻天还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要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创造各个地区的根据地。周恩来发言指出：现在统一战线运动扩大，但党组织的发展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建议中共中央加强对中国南部的领导。任弼时发言指出：我们要估计到西北与广东的交通被日军打断时，有可能使部分人发生更大的动摇。国民党想主要靠外力援助。我们必须告诉国民党，战胜敌人主要靠自力更生。我们与国民党关系，要加强下层的两党合作。这次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并强调：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讲话共分十二个问题。其中，关于两类矛盾问题，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类问题。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凡属于思想方面的问题，应该用讨论的方法，辩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教育的方法，说服的方法，使人家相信你。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势必会走向对抗。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我们在肃反工作中，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指出：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一定要反映的，而且他要表现自己，用各种办法，顽强地千方百计地要表现自己，我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只能够在他们表现的时候，跟他们辩论，加以分析，写文章批评。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逐步改变面貌的问题，他指出：工业化的道路，我们现在走的是不是完全跟苏联相同？我想有些不同。在《论十大关系》里头，有几条关系都讲到这个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我看这个比例，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要考虑一下。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关于经济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希望不要像革命斗争翻那样大的筋斗。一切国家都要学，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坏经验、不适用的东西都搬来，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同苏联团结，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这是基本的，然后是同亚非国家的团结。毛泽东后来对这篇讲话稿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于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新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了一年多来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它提出并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它明确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对党的八大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2月27日—3月22日 根据国民党军调集五十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的情况，周恩来、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先后在黄陂、草台冈、东陂等地区重创国民党“围剿”军，取得了粉碎第四次“围剿”的重大胜利。这是周恩来、朱德灵活运用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结果。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由第四次反“围剿”前的七万多人迅速扩大到十万人。2月27日、28日 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回，宣告国共谈判的完全破裂。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指示国统区党组织“应扩大宣传，避免碰硬，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乱、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2月27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2月27日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在海南博鳌举行。2002年4月12日至13日，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举行。2月27日 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强调要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同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通过《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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