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  矢志不渝

——记辛焕文烈士

辛焕文（1901-1927）  

安陆辛榨人

1916年考入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董必武等人影响，参加学生运动。1922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同陈毅一起，参与北京学生总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陈乔年的布置下，带领同学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和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遭北洋政府通缉，党组织安排他到广州，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党务秘书，协助邓演达、郭沫若工作。后担任第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战争。回武汉后，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警卫团任政治指导员。从武昌前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受阻后，将部队带到修水、铜鼓一带。因受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的错误命令，离队去找南昌起义大军。在武汉听取向警予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于1927年9月4日，返回部队途中，于崇阳大沙坪秘密联络站——兴发客栈，遭敌人包围，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6岁。

1926年3月17日，日渐转暖的天气还带着丝丝凉意，北大三院里人头攒动，北京各院校、团体一百余人在李大钊、陈乔年的布置和安排下，聚集在此召开紧急会议，人群中，一位穿青布长衫的青年疾步上前，高声说：“同学们、各界代表！日本军舰于3月12日炮轰中国大沽口，这是野蛮的侵略行径……3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借《辛丑条约》，纠合八国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是无效的，应不予理睬……”话音未落，人群中一片急呼“反对侵略……，反对霸权……，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穿青布长衫的青年叫辛焕文，时年25岁，中共党员，本次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代表和北京学生总会代表参加会议，抗议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反对日、英、美、法、意、荷、西、比对中国无理提出的“八国最后通牒”。面对列强的侵略行径，辛焕文感到莫大愤慨，当日在李大钊、陈乔年的主持下，提出了驳复“最后通牒”、敦促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和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等几项议案。

会后，代表们分为两组，分赴外交部、国务院请愿。辛焕文同北京学生总会党团书记陈毅、留日归国代表陈日新、留法工人代表王步仁带领63人赶到铁狮子胡同，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口，要求见执政段祺瑞和国务院总理贾德耀。卫队士兵不顾群情激愤的各界代表，持长枪拦截，在推搡过程中矛盾进一步激化。“打……”一穿军服某员忽然喝道，卫队士兵得到指令，纷纷用枪柄或者刺刀向代表们乱打乱刺，许多代表被刺伤，四川国民外交代表团代表杨伯伦被刺得鲜血淋漓，受伤最重。“我们要见段祺瑞执政……”、“坚决请求驳回八国通牒……”辛焕文等冒死向前来接谈代表的王科长和卫队团长武九清是出代表们要求。请愿一直缰持到深夜11点半，迫于压力，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终于出来，答应“容纳民意”，将代表们的要求呈转上去。离开执政府前，辛焕文等郑重声明：段祺瑞政府如欲自新，不绝于民众，则当驳回八国通牒！

3月18日，天安门广场北面，临时搭建了主席台，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两边贴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上午10时，北京各团体、学校200多个、5000多人在此举行示威大会，抵制抗议“八国最后通牒”，辛焕文挤上主席台，双手举着昨天被刺伤代表的血衣，声泪俱下向到会者讲述了昨天向执政府交涉经过及执政府卫队枪伤代表的情形，之后，当众宣读了受伤最重的杨伯伦的致大会群众书，此时台下群众一片高呼：“坚持到底，誓死不屈！”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

大会结束后，辛焕文和游行队伍一起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当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请见总理贾德耀时，遭到预伏军警武力驱散，造成死47人，伤200余人的惨剧。

惨案发生后，辛焕文以北京学生总会名义，派代表到各校慰问；对上发电，通告事件真相。3月24日，北师大举行公祭，辛焕文主持大会并致词，他号召全校学生“对卖国政府惨杀群众要一致声讨”，“为烈士复仇！”。段祺瑞为推脱罪责，令警察厅通缉各校参加游行示威骨干，辛焕文当然在通缉之列，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转入地下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7月30日深夜，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部还亮着灯，团长卢德铭、政治指导员辛焕文正密谈工作。刚才卫兵呈上来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从九江打来的，命令警卫团乘船迅速开到九江待命；另一封是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周逸群打来的，要警卫团迅速赶到南昌，投入起义大军。

辛焕文、卢德铭进行分析，以为南昌起义已经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朝夕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警卫团必须坚决响应党的号召，迅速开赴南昌参加起义。明摆着，张发奎让警卫团到九江，是不放心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想到九江后缴警卫团的械。辛焕文理了理思绪，脑海里浮现出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一系列的事：警卫团是我党借张发奎欲扩充力量协助其组建的一只武装，编制四个营，团长卢德铭和自己都是中共党员，团的骨干力量皆由我党人员组成，政治基础很好。7月上旬，张发奎率部沿长江东进时，对警卫团很不放心，一再摧促随大军出发。恰好，张发奎为警卫团在广东招募的第四营的新兵，正在来汉途中。当时警卫团即以等待接收新兵为由，滞留武汉，静观时局发展，等候党的指示，相机脱离控制，投入革命。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警卫团面临的形势日趋严竣。

“当务之急是如何摆脱张发奎的控制，和南昌起义大军汇合”，卢德铭打断了辛焕文的思绪，“是呀，现在敌情复杂，警卫团四营营长还是张发奎派过来的”。经过商议，辛焕文和卢德铭作出了三项决定：第一，坚决响应南昌起义，不回张发奎的电报；第二，立即组织兵力去南昌；第三，只带一、二、三营走，把四营留在武昌。为了保守机密并争取时间，给张发奎造成警卫团去九江的假象，决定部队出发时，仍用船舶输送一段路程，待到湖北阳新县的黄颡口再上岸，徒步经江西武宁、涂家埠，直奔南昌。

竖日，为壮大起义军威，辛焕文到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争取该校师生同警卫团一起行动。

8月2日，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共5000人，租用武汉招商局的四条船舶，从武昌出发。临上船时，第二方面军宪兵营奉张发奎令上船同行，名义上交由警卫团指挥，实际是来监视警卫团动向的。

船到黄石港，辛焕文、卢德铭向军校宣布起义的决定和行船路线，军校的船因总队长杨松坚持要去九江找张发奎，拒不按号令靠岸，并径直向下开去，辛换文和卢德铭商量，如果强制追赶，势必发生火拼，影响起义大局，于是只得让他们去九江。

船到黄颡口，辛焕文、卢德铭决定解决宪兵营，因宪兵营上船图谋不轨，其手枪连又是张发奎的旧部。待宪兵营上岸后，突然向他们宣布起义的消息。该营营长是张发奎的亲信，执意要去九江，不愿意参加起义。辛焕文、卢德铭决定，每连发五支枪，发足粮食菜金，其余枪枝留下，让他们去见张发奎，从而消除了隐患。8月7日，警卫团翻过阜山顺利到达江西武宁县，宣布起义，成功脱离了张发奎的控制。

1927年8月，警卫团宣布起义，摆脱张发奎控制后，原打算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后知道南昌起义大军给敌以重创后，已离开南昌向广东转移，警卫团在奉新接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的指示，说是南昌起义部队战争在即，缺乏有作战经验的干部，调辛焕文、卢德铭、韩浚3人离开警卫团经武汉、上海到广东去找起义大军。

辛焕文等临行前，召开团营干部会议，宣布了湖南省委关于辛焕文、卢德铭、韩浚离开警卫团的决定，任命余洒度接任团长，要求大家团结一致，服从指挥，打仗应避实就虚、灵活机动，把这支革命武装带好。会议结束后，辛焕文、卢德铭、韩浚换上便衣，告别大家启程。全体团营干部热泪盈眶，依依惜别，一直送了几里的路程。

9月1日，辛焕文等一路风尘到了武汉，见到了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汇报了警卫团转战历程及湖南省委要求他们去寻找起义部队的情况。向警予热情接待了辛焕文一行，把他们的情况向上级党委作了汇报。次日，向警予告诉他们，眼下起义大军去向不明，不易找到。并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准备秋收起义的计划，要他们迅速返回部队，赶紧与正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取得联系。又决定他们返回部队后，成立一个指挥部，卢德铭任总指挥，辛焕文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韩浚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并派遣6名干部与他们同行。

9月3日，辛焕文等一行9人乘火车南下，在蒲圻赵李桥下车，计划经崇阳、通城、麦市，转平江到达修水。9人分三批走，辛焕文走在前面，韩浚走在中间，卢德铭走在最后，每人带两名干部，彼此保持15华里距离。9月4日傍晚，辛焕文带两名干部朝麦市方向走，傍晚到崇阳大沙坪，打算到镇南兴发客栈歇宿一夜，第二天再走。这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以开旅馆饭店为掩护，专门接送党的过往干部。不料几天前，这个联络站被破坏，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国民党警备队派人时刻监视着兴发客栈。进入客栈后，辛焕文发觉不对，沉着应付，声称是过境商人，瞒了过去。但同行的两人都带有手枪，不能让其搜查，无法继续隐蔽，不得已持枪从关帝庙直冲哨卡，双方开枪射击。辛焕文不幸中弹牺牲。同行的韩浚被捕。卢德铭在农协干部保护下返回修水，后来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湖南秋收起义。

来源：党史宣讲工作组

编辑：曾晗

审核：吴焱